《时代印记》——为人民而艺术丨专访孙群豪-CCTV文化

《时代印记》——为人民而艺术丨专访孙群豪

前言

中国文艺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梦想中，获得不竭的精神动力、思想支撑和艺术资源。展现新时代的壮阔气象，描绘新时代的壮美画卷，书写新时代的恢宏史诗，是当代中国文艺的神圣使命。

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文化与艺术是民族精神的火炬，照亮着人类前行的道路。“文化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灵魂。文化兴国运兴，文化强民族强。”这不仅是对文化地位的肯定，更是对艺术使命的召唤。艺术，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源自人民，更应回归人民，为人民抒情，为人民抒怀。

“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，但一定要脚踏坚实的大地。”这要求我们，在创作中，要扎根生活，深入人民，从人民的喜怒哀乐中汲取灵感，用艺术的语言讲述人民的故事，展现人民的风采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，也是艺术的源泉。艺术的最高境界，就是让人动心，只有扎根脚下这片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土地，文艺才能接住地气、增加底气、灌注生气，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。

“为人民而艺术”，意味着艺术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，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。这不仅是对艺术家的期许，也是对艺术作品的评判标准。艺术作品应当是人民情感的共鸣器，是人民生活的写照，是人民精神的食粮。只有这样，艺术才能在人民心中生根发芽，开花结果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。

在新时代的征程中，让艺术的种子在人民的沃土中生根发芽，用艺术的光芒照亮人民的心灵，让“为人民而艺术”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和行动指南，共同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华彩篇章。

创荣时代：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围绕做好新时代文艺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，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工作方向性、全局性、战略性的重大问题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，为社会主义文艺在新时代的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。

孙群豪：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西冷印社社员、慈溪市书协名誉主席、慈溪画院副院长、慈溪市政协常委。

著有散文集《兰藤随笔》，与人合作长篇报告文学《时代见证》、《沧海显英雄》、《大爱无悔》、《园艺大师吴耕民》、《解读大山》，电影文学剧本《大爱无悔》等文学作品近十部。主编《浙东》文艺季刊，主编散文集《阅读慈溪》、《感悟慈溪》、《中国作家看慈溪》、《慈溪艺韵》等多种文艺作品集。长篇报告文学《时代见证》获2007年宁波市“五个一”工程精品奖。获浙江省政府颁发的文联先进个人称号。

孙群豪治印之路

宁波当代印人多有成就，加入西泠印社的就有八位。我喜欢的印人中，少不了孙群豪，觉得其作品流露出一股文气。他的印面光洁，布局停匀，线条清丽，运刀简练，总体上风格雅正，又能见性情，不刻意求拙亦不刻意求工，更不竞奇骇俗、立异标新。他的变化更多体现为随形就势，静中求动，平直中带隶意，方正中有婉转，受汉印影响较深。这样的印风，朗润温和，力避造作妍媚，趣味如同水墨中的“小写意”。

我是了解群豪的聪明劲的，他是西泠印社社员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熟悉英语和欧美文化，爱好和兴趣广泛，且各有所成。治印，似乎是无师自通，他小时候只是觉得篆刻好玩，没想到痴迷日久，临习不辍，走上了正道。这自然是因为其颖慧，形成了不俗的审美能力，没有误入歧途。我尤其喜欢他的白文印，走平实一路，体合自然，呼应默契，浑朴灵动，微妙处生气喜人，是低回的抒情、悠游的歌咏。刘熙载《艺概?书概》云：“书要直而有曲体，直而有曲致”，其实，汉印之妙亦是如此，纵横得宜，曲直互见，虚实相生。尽管群豪也知道自己有个别白文作品略显单薄，但是，奏刀时并不耍弄聪明劲，不会为了“藏拙”而刻意“露拙”，即为了所谓的苍劲老辣而刀痕毕露，为了所谓的古朴拙涩而支离破碎，他坚持自己的趣味，笔画形成自然粗细。在章法上，他没有为了所谓的大开大合而故作疏密，能够稳中应变，如同水随山形。这般适度而为，本分而为，恰恰体现了他对于篆刻艺术的谦抑之意、敬畏之心、和正之心。如果逞才使气，生了机巧心，他的印风很可能“动作变形”，扭曲怪诞，形成积习流弊。

孙群豪的文气正是“印外求印”的显现。所谓印外求印，不光要重篆法和刀法，更要重气象和境界。我所说的孙群豪之文气，指的就是气象和境界。篆刻之本，书法之始，即为“文”。《说文解字叙》：“仓颉初作书，盖依类象形，故曰文。”文者，物象上相互交错的线条纹路。“文”，在中国古代文论中，对应“质”，所谓“文质彬彬”、“质文并茂”、“文质俱美”，就是君子之风，在内容和形式上是相济的。或者如西人所言，“文”是“有意味的形式”，形式（如线条）具有审美性质，是包含、积淀了社会内容（可理解为“质”）的形式。篆刻作品的形式，可以反映出印人的本质，印人的内在修养。孙群豪有“文气”，是因为他自觉警惕了鄙野之气，作品渗透、涵泳了自己的修养。其修养不仅是广泛涉猎各种文化知识，而且是长久修炼个体人格气质。

“文”，亦对应“道”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将“文心”归结为“道心”，文与天地并生，人乃有心之器，精理为文，秀气成采，而“文”“采”本于自然之道。古人对于文与道的关系，有过“文以明道”、“文以载道”、“文以贯道”、“文与道一”等不同学说，虽然各有观点，甚至不同观点之间互相辩论，但均强调道德文章，强调道心、人心。道心、文心何来？孔子告诉弟子，“学而时习之”。学、习什么？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”篆刻之艺不仅是“刻图章”，而且要塑造个体的人格气象。学习篆刻与学习孔子时代的“六艺”，要求是相通的。何谓“游于艺”？孔子说：“吾不试，故艺。”试者，用也。孔子的意思可以理解为，艺乃无用之用。朱子解释：“游者，玩物适情之谓。” 玩物适情，悠游乐之，超拔功利，才能从容得道，道始于情。“游于艺”是“依于仁”、“据于德”、“志于道”的前提，是个体内在精神自由的无形实现，是道德意识与美感意识的互相转化，是艺术情感与人格力量的自然流露。

“道”所关注的是生命的终极意义，一切文学艺术都是如此，篆刻毫不例外。孔子说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”为己者，修己也，是自我认识、自我发现、自我发展、自我完善，是塑造人格、气象、境界。我想，孙群豪正是从反求诸己中体悟篆刻艺术，将修养砥砺与审美提升融合起来，故而学有精进，随着修养的增加而弥补创作的不足，显现出宽博平和的气象和变化自生的境界来。

除了读书和创作外，孙群豪特别注重遍访同道，转益多师，向善崇德。他与各界精英人士交往，学者、作家、艺术家、企业家、名僧、逸士……作家王宏甲用“学博而后可约，事历而后知要”来评价孙群豪和他的作品，肯定他勤于学习、善于学习，能专能博，悟道深入。譬如，他追慕慈溪老乡、当代著名美术教育家、工艺美术家陈之佛，潜心研究有年，搜集文献资料，编撰《陈之佛传》在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，近年又完成《陈之佛年谱》。对于陈之佛与西泠印社中人的交往，他从陈之佛在作品中使用的印章入手，考证了陈之佛与王福庵、杨仲子、傅抱石、钱君匋、方介堪、蒋维菘、张宗祥、曾绍杰等人的交游，并心追手摹，细细地品味这些印作的好处。他从陈之佛的生平事迹中感知其高洁人格和高雅志趣，继承先贤的文艺事业。再如，他在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了《印说伏龙》，其道心缘于对弘一法师的敬仰，弘一与慈溪伏龙禅寺有缘，曾经在1931至1932年之间三次驻锡伏龙禅寺。弘一法师曾发起成立“西泠印社”之后又一印学研究团体“乐石社”，定期雅集，编印篆刻作品集，开一代新风。弘一法师曾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，39岁在虎跑定慧寺出家之前，将其创作的印作和藏印赠与西泠印社，印社为之筑“印冢”，专门立碑以记其事。群豪有心将这些史料整理出来，既是正心修己，也是为地方文史工作服务，并弘扬了篆刻艺术。

基于对孙群豪的观察和了解，我用“文心游艺”四个字来赞誉他的治印之路。善印者弥众，治印之路亦各有不同，而孙群豪用功于读书、交游甚多，必技进于道矣。我想，群豪心犀既启，定会远离时风，保留一份古雅、一份斯文。

——袁志坚